01
當我們把一個不讀書者和一個讀書者的生活上的差異比較一下，這一點便很容易明白。
那個沒有養成讀書習慣的人，以時間和空間而言，是受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錮的。
他的生活是機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幾個朋友和相識者接觸談話，他只看見他周遭所發生的事情。他在這個監獄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當他拿起一本書的時候，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書，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談的人。
這個談話者引導他前進，帶他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或不同的時代，或者對他發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討論一些他從來不知道的學問或生活問題。
一個古代的作家使讀者隨一個久遠的死者交通；當他讀下去的時候，他開始想象那個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類的人。孟子和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都表現過同樣的觀念。一個人在十二小時之中，能夠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時，完全忘懷眼前的現實環境。
這當然是那些禁錮在他們的身體監獄里的人所妒羨的權利。這么一種環境的改變，由心理上的影響說來，是和旅行一樣的。
不但如此。讀者往往被書籍帶進一個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縱使那是一本關于現實事情的書，親眼看見那些事情或親歷其境，和在書中讀到那些事情，其間也有不同的地方，因為在書本里所敘述的事情往往變成一片景象，而讀者也變成一個冷眼旁觀的人。
所以，最好的讀物是那種能夠帶我們到這種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讀物，而不是那種僅在報告事情的始末的讀物。
我認為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閱讀報紙，并不是讀書，因為一般閱報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發生或經過的情形的報告，完全沒有沉思默想的價值。
據我看來，關于讀書的目的，宋代的詩人和蘇東坡的朋友黃山谷所說的話最妙。
他說：“三日不讀，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讀書使人得到一種優雅和風味，這就是讀書的整個目的，而只有抱著這種目的的讀書才可以叫做藝術。
一人讀書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進心智”，因為當他開始想要改進心智的時候，一切讀書的樂趣便喪失凈盡了。
他對自己說：“我非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不可，我非讀索福客儷(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讀伊里奧特博士(Dr·Eliot)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夠成為有教育的人。”我敢說那個人永遠不能成為有教育的人。
他有一天晚上會強迫自己去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讀畢好象由一個噩夢中醒轉來，除了可以說他已經“讀”過《哈姆雷特》之外，并沒有得到什么益處。
02
一個人如果抱著義務的意識去讀書，便不了解讀書的藝術。
這種具有義務目的的讀書法，和一個參議員在演講之前閱讀文件和報告是相同的。這不是讀書，而是尋求業務上的報告和消息。
所以，依黃山谷氏的說話，那種以修養個人外表的優雅和談吐的風味為目的的讀書，才是唯一值得嘉許的讀書法。
這種外表的優雅顯然不是指身體上之美。黃氏所說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體上的丑陋。丑陋的臉孔有時也會有動人之美，而美麗的臉孔有時也會令人看來討厭。
我有一個中國朋友，頭顱的形狀像一顆炸彈，可是看到他卻使人歡喜。據我在圖畫上所看見的西洋作家，臉孔最漂亮的當推吉斯透頓。他的髭須，眼鏡，又粗又厚的眉毛，和兩眉間的皺紋，合組而成一個惡魔似的容貌。
我們只覺得那個頭額中有許許多多的思念在轉動著，隨時會由那對古怪而銳利的眼睛里迸發出來。那就是黃氏所謂美麗的臉孔，一個不是脂粉裝扮起來的臉孔，而是純然由思想的力量創造起來的臉孔。講到談吐的風味，那完全要看一個人讀書的方法如何。
一個人的談吐有沒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讀書方法。如果讀者獲得書中的“味”，他便會在談吐中把這種風味表現出來；如果他的談吐中有風味，他在寫作中也免不了會表現出風味來。
所以，我認為風味或嗜好是閱讀一切書籍的關鍵。
這種嗜好跟對食物的嗜好一樣，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屬于個人的。吃一個人所喜歡吃的東西終究是最合衛生的吃法，因為他知道吃這些東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順利。
讀書跟吃東西一樣，“在一人吃來是補品，在他人吃來是毒質。”教師不能以其所好強迫學生去讀，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們一樣。
如果讀者對他所讀的東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時間全都浪費了。
袁中郎曰：“所不好之書，可讓他人讀之。”所以，世間沒有什么一個人必讀之書。因為我們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樹那樣地生長著，或象河水那樣地流著。
只要有適當的樹液，樹便會生長起來，只要泉中有新鮮的泉水涌出來，水便會流著。當水流碰到一個花崗巖石時，它便由巖石的旁邊繞過去；當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時，它便在那邊曲曲折折地流著一會兒；當水流涌到一個深山的池塘時，它便恬然停駐在那邊；當水流沖下急流時，它便趕快向前涌去。
這么一來，雖則它沒有費什么氣力，也沒有一定的目標，可是它終究有一天會到達大海。
03
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只有在某時某地，某種環境，和生命中的某個時期必讀的書。
縱使某一本書，如《圣經》之類，是人人必讀的，讀這種書也有一定的時候。
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還沒有達到閱讀一本杰作的程度時，那本杰作只會留下不好的滋味。
孔子曰：“五十以學《易》。”便是說，四十五歲時候尚不可讀《易經》。孔子在《論語》中的訓言的沖淡溫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讀者自己成熟的時候是不能欣賞的。
且同一本書，同一讀者，一時可讀出一時之味道來。其景況適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讀名人文章，未見面時，是一種味道，見了面交談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讀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層深切的理會。或是與其人絕交以后，看其照片，讀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
四十學《易》是一種味道，到五十歲看過更多的人世變故的時候再去學《易》，又是一種味道。所以，一切好書重讀起來都可以獲得益處和新樂趣。
我在大學的時代被學校強迫去讀《西行記》(“Westward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Esmond”)，可是我在十余歲時候雖能欣賞《西行記》的好處，《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卻完全體會不到，后來漸漸回想起來，才疑心該書中的風味一定比我當時所能欣賞的還要豐富得多。
由是可知讀書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讀者。對于所得的實益，讀者由他自己的見識和經驗所貢獻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樣多的。
宋儒程伊川先生談到孔子的《論語》時說：“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后，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后，知好之者；有讀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認為一個人發現他最愛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識發展上最重要的事情。
世間確有一些人的心靈是類似的，一個人必須在古今的作家中，尋找一個心靈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讀書的真益處。
一個人必須獨立自主去尋出他的老師來，沒有人知道誰是你最愛好的作家，也許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這跟一見傾心一樣。
人家不能叫讀者去愛這個作家或那個作家，可是當讀者找到了他所愛好的作家時，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
關于這種發現作家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證。有許多學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時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們思想的方法和他們的情感卻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書里讀到他們的文字時，好象看見自己的肖像一樣。
以中國人的語法說來，我們說這些相似的心靈是同一條靈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說蘇東坡是莊子或陶淵明轉世的，袁中郎是蘇東坡轉世的。
04
蘇東坡說，當他第一次讀莊子的文章時，他覺得他自從幼年時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著同樣的事情，抱著同樣的觀念。當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詩集里，發見一個名叫徐文長的同代無名作家時，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來，他的朋友開始拿那本詩集來讀，也叫起來，于是兩人叫復讀，讀復叫，弄得他們的仆人疑惑不解。
伊里奧特(GeorgeEliot)說她第一次讀到盧騷的作品時，好象受了電流的震擊一樣。尼采(Nietzsche)對于叔本華(Schopenhauer)也有同樣的感覺，可是叔本華是一個乖張易怒的老師，而尼采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弟子，所以這個弟子后來反叛老師，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這種讀書方法，只有這種發見自己所愛好的作家的讀書方法，才有益處可言。象一個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見傾心一樣，什么都沒有問題了。她的高度，她的臉孔，她的頭發的顏色，她的聲調，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處的。
一個青年認識這個作家，是不必經他的教師的指導的。這個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風格，他的趣味，他的觀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處的。
于是讀者開始把這個作家所寫的東西全都拿來讀了，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聯系，所以他把什么東西都吸收進去，毫不費力地消化了。這個作家自會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樂自為所吸；過了相當的時候，他自己的聲音相貌，一顰一笑，便漸與那個作家相似。
這么一來，他真的浸潤在他的文學情人的懷抱中，而由這些書籍中獲得他的靈魂的食糧。過了幾年之后，這種魔力消失了，他對這個情人有點感到厭倦，開始尋找一些新的文學情人；到他已經有過三四個情人，而把他們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為一個作家了。
有許多讀者永不曾墮入情網，正如許多青年男女只會賣弄風情，而不能鐘情于一個人。
隨便那個作家的作品，他們都可以讀，一切作家的作品，他們都可以讀，他們是不會有甚么成就的。
這么一種讀書藝術的觀念，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國，常常有人鼓勵學生“苦學”。
有一個實行苦學的著名學者，有一次在夜間讀書的時候打盹，便拿錐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個學者在夜間讀書的時候，叫一個丫頭站在他的旁邊，看見他打盹便喚醒他。
這真是荒謬的事情。
05
如果一個人把書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說話的時候打盹，那么，他應該干脆地上床去睡覺。
把大針刺進小腿或叫丫頭推醒他，對他都沒有一點好處。這么一種人已經失掉一切讀書的趣味了。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練”，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學”。他們只是愛好書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
這個問題解決之后，讀書的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也可以找到答案。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
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隨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讀書。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他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都會讀書，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也都會讀書。他甚至在最優良的學校里也可以讀書。
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談到他的四弟擬入京讀較好的學校時說：“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茍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
有些人在要讀書的時候，在書臺前裝腔作勢，埋怨說他們讀不下去，因為房間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線太強。也有些作家埋怨說他們寫不出東西來，因為蚊子太多，稿紙發光，或馬路上的聲響太嘈雜。
宋代大學者歐陽修說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馬上，和廁上。有一個清代的著名學者顧千里據說在夏天有“裸體讀經”的習慣。在另一方面，一個人不好讀書，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來冬又至，不如等待到來年。
那么，什么是讀書的真藝術呢？簡單的答案就是有那種心情的時候便拿起書來讀。
一個人讀書必須出其自然，才能夠徹底享受讀書的樂趣。他可以拿一本《離騷》或奧瑪開儼(OmarKhayyam，波斯詩人)的作品，牽著他的愛人的手到河邊去讀。
如果天上有可愛的白云，那么，讓他們讀白云而忘掉書本吧，或同時讀書本和白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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