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大小諸事，有成有敗，有得有失。世間之事，成敗得失總有根由。有萬千事，即有萬千根由。人處世之法，于事之成敗關系頗大。而“分寸”二字，又在做人做事之法中，近乎鎖鑰關鍵。
“分寸”本來是長度單位，十分一寸，十寸一尺。可在這里已經引申開來，是指說話或做事的適當限度：多少、長短、大小、深淺等等。世間之事、物，并非皆多多益善。若說某人心眼兒太多，自然有貶義；而說某人缺心眼兒，當然也不是表揚了。
其實，這里的“分寸”，就是唯物辯證法所說的“度”。“度”是一個數量的界限或“臨界點”，無論從哪個方向突破了這個“臨界點”，事物的性質或形態都會發生變化。因此，掌握好度，就成為做人、做事成敗的關鍵。
做人、做事任性而為，不管不顧，這樣的人有，然而鮮矣！多數人為人、做事，主觀上也想恰如其分，只是苦于“分寸”難于把握。大概古人已經遇此難題，早在春秋時期，孔夫子就提出了“中庸”思想。
孔夫子提出的中庸，是一個道德原則，要求把握適當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之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標準。儒家的許多觀點，是從道德的角度提出的，其實講的是一般道理。幾千年來，關于中庸的討論、爭執一直不斷。因為中庸強調“允執其中”，故有人主張處世原則應為“（X+Y）÷2”，凡事折中為止。因為中庸主張“過猶不及”，故有人認為遇事寧可不足，也不能冒“過”的危險。其實，中庸所要強調的是不要走極端，勿“不及”，也勿“過”。
事之度，有居中之例，然非皆居中。于是非而言，二人相爭，或一方占理較多。于功過而言，有功大于過者，亦有過大于功者。尋事之度，即為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過程。遇事“研”而“究”之，細細分析，梳理綜合，得量與質的認識。有一點過之則事全變，該點即度之所在。此理說來容易，做到難。不過，照相的對焦，給人留下啟發：焦距調準之后，若再往前調，就會出現虛影，說明“已過”；若再往后調，也會出現虛影，說明“不足”。處事之理，與“調焦”有幾分相似。
在“度”、“分寸”問題上，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有兩點甚為要緊：一是分寸并非一絕對不變之數，因條件而異。攝氏零度，為水之固態與液態的分界點，然這是以一個標準大氣壓為條件的，若氣壓有變，這個分界點也要變。水在攝氏一百度時由液態變為氣態，可在青藏高原，水的“沸點”并非一百度。何也？氣壓變了。社會生活中也是如此，分寸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二是定分寸需考慮“力”之遞增遞減效應。有些事情，下邊本來就十分熱衷。上邊放開一分，于是層層放大，遞增至基層，恐已十分矣！此類事例俯拾皆是。有的事上頭本想給大家開開窗、透透氣，可到最基層就刮成了風。何也？層層放大而致矣！相反，有些事情，下邊本來就很不情愿。上邊下了十分力氣，可層層遞減，到基層恐已只剩一分矣。此類事例同樣不少。有的事上頭文件發了一個又一個，做出了樣子，喊破了嗓子，所下功夫大矣。然越到下頭，動靜越小，甚至我行我素，長期不得糾正。何也？層層遞減使之然矣！若上之決策從理論上說，分寸得當，而實踐中或刮風或收效甚微，那就要反思，是否顧及了“遞增”或“遞減”效應。作為領導干部，若認識到你的決策可能被層層放大，那你定的“分寸”應緊些。反之，若認識到你的決策可能被層層遞減，那你想收八分的效果，恐怕得下十二分的力氣。
凡事僅僅在理論上清楚是不夠的，還需要在實踐中歷練、積累。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一生活在分寸間。既如此，尋求“度”，把握“分寸”，當是一輩子的事。(高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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