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七月，年過八旬的我，冒著似火炎陽，從北京飛往漢水之畔的襄陽;后又從襄陽乘大巴尋覓漢水之源，遠行至陜南的漢中和安康。一周的行程雖然大汗淋漓，但“南水北調”的人文情懷，卻給我留下無盡的情思。
歸來后，還演繹了一曲連我自己都難以相信的“童話”，那就是我銹跡斑斑的牙齒，昔日刷牙都無法讓它由黑變白——回到京城家中后，面對鏡子讓我驚愕地叫了一聲：“啊!五十八年吸煙歷史、凝固在牙齒上的黑黃斑痕，怎么一下子變白了?”靜思之后，答案終于浮出水面：那就是“南水北調”的漢江之水，對我的恩賜……
到了襄陽，讓我勃然心動的是這座城市的風情：一條清波碧浪的漢水，從美麗的城市中間穿行而過;南邊是城，北邊還是城。震撼之余，我不禁向同來襄陽的畫家雪村有感而發地說：“你我同來入住襄陽如何?”雪村沒有回答我，待我仔細觀察后才發現，他正癡迷地用畫筆勾畫著車窗外的城市風景，根本沒有聽見我的問話——我笑了，笑的是他早就被襄陽之美陶醉了。
抵達入住的南湖賓館，打開水龍頭洗臉時，我發現這里的水，比北京的水清亮許多。因而當天下午在“人文漢水襄陽筆會”啟動儀式上，我傾吐出初識襄陽的感受：我和湖北的緣分很深，去過武漢、隨州、鐘祥、咸寧等多個城市。這些城市都曾給我人文啟迪——但讓我一見鐘情的，卻是大美的襄陽。當天晚上，我和文友們登上一葉船舟在漢江上夜游，兩岸燈火映照下的古城亭臺和現代樓閣相輝映的畫面，讓我當真產生了相見恨晚的癡醉之感。
正是出于這種癡愛在內心的穿梭，一種憂郁之情突然從心底升騰而起。來襄陽之前，我讀到過如是一條新聞，今年襄陽雨水偏少，水位下降致使江中魚類繁殖率下跌，這對襄陽人民生活來說，已然是個負面信號。襄陽之畔的漢江，今年本身就水脈欠缺，還要為更為缺水的北方“補血”，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自殘之舉嗎?
陪同我們夜游漢水的市委宣傳部的同志，為了化解我心中的不安，對我說了這樣一段話：“報紙上說的是事實，但只是襄陽之水一時之難，丹江口水庫即將南水北調，一旦水庫開閘放水，當它流過襄陽時，這個一時之難就會隨著水勢上漲而緩解。過兩天，你們將親自到丹江口去參觀，它將會化解你的擔憂。”
兩天后，我們當真登上丹江口水庫大壩。然而丹江口并非漢水之源頭——全長一千五百三十二千米漢水之源頭，遠在陜南秦嶺與巴山之間寧強縣的大山之中。之所以在這兒筑壩蓄水，全然因為這兒地勢低洼而寬闊，是漢水全線最為有利儲水之寶地。當真名不虛傳，當我們走上大壩時，舉目遠眺，水波大如一片汪洋之海。文友們紛紛拍照，我卻避開眾人，想找個地方嘗上一口水庫的水。
無計可施之際，只好向領著我們參觀的講解員求救。她問我喝過“農夫山泉”沒有?我說喝過。她說部分瓶裝水就是從這深水巖洞中灌的。我十分驚愕，講解員為我壓驚說：“前幾天，北京來了個記者團，陪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水務專家。經過專家檢驗，庫邊之水因與堤岸相接，屬二類凈水，庫心的水，仍為一類最佳水質——這種優良水質，已經連續保持六年了。”接著，她對我談起為了保護丹江口水質，所付出的努力和犧牲：從2003年起，在總干渠兩側先后關停并轉了三百多家冶煉和造紙企業，現在水源保護圈高達三千多平方公里。
我只顧與講解員談水，而忘記了一切——待我轉身去找文友們時，發現他們已經走到大壩盡頭。我們將離開丹江口，遠去往陜南尋漢水之源。從湖北去往陜南路途遙遠，行車時間需要六七個小時。興奮過后，多數文友都因身體困乏入睡了。
我是被車上的歡笑聲驚醒的——原來趙麗宏、李輝、劉慶邦等幾個年輕的文友，正在講述著他們的漢水情話：來襄陽后的第二天早晨5點，這幾個想親近一下漢水的作家，居然穿上泳裝，表演了一場泅渡漢水之舉。來自上海的趙麗宏和來自北京的劉慶邦，在暢游后一致贊美漢江之水，比北京上海的水要清爽許多。我想參與到車上的歡聲笑語之中——但到底年紀老了，沒有高聲說話的底氣，因而只能對身旁的文友低聲抒發我對漢水的情懷：“我不會游泳，但也嘗到了漢水之美味，在南湖賓館我嘗了幾口自來水，這不算新奇——新奇的是，采風團只有我喝到了漢江的圣水。”
“圣水?你不是說夢話吧?”身旁的文友不解地詢問我。
我詼諧而幽默地說：“漢江圣水偏愛老人。你們都記得我們游漢水之畔大山之事吧。為了照顧采風團里年紀最大的我，專門開來一輛車，送我提前到了山上的鹿門寺。這兒是唐朝詩翁孟浩然少年讀書之地，曾給后人留下《春曉》名詩。我從少年時就熟讀此詩并因此激起文學夢想。當時雖然對孟浩然非常崇拜，但不知他就是襄陽人氏——能到他的故土，尋覓他的形影，內心十分激動……”
“你喝了那兒的水了?”文友問我。
“讓你猜著了，我喝了鹿門寺的水!”
他說：“那也不能稱其水為圣水呀?”
“你聽我說下去么。進了這個寺院，正好碰上一位僧人，用一只水桶在巖洞口提水。我向那位老僧說想喝上一口你打上來的水。那老僧，把水桶放下雙手合十對我說道：‘施主，這巖洞中之水，你們城里人怕是喝不慣吧?’我說：‘這鹿門山之水，理應屬于漢江水系，我在南湖賓館下榻時，已經喝過水龍頭里的水了……’”
老僧綻露出一絲笑意，但并沒答應我的要求，而是用手指了指巖洞旁懸掛的另一只小小水罐，讓我自己動手勺水。送我來鹿門寺的司機，搶先拿起水罐從巖洞里勺上水來，我一揚脖子喝了下去：“你想，千年前的詩圣孟浩然，在這兒耕讀揮墨多年，一定喝過這洞中之水;現在寺院的僧侶們，又用其水制其禪食，稱其為圣水，不是挺合適的嗎!”
友人笑了，說了一句文學行話：“你真富有文人的想象力……”
其實，我只告訴他我心語的一半，另一半則屬于玄學體系。我的生辰八字為水命，對水有著本能的依戀：我在鹿門寺喝了生命之水;在登武當山時，因攀登其巔峰金殿超越我的體力，便停步于大山之腰，又在其崖下滴水之處，品嘗了武當之水。此舉還誘發了一件文友們沒有獲得的禮遇——一位身穿道教衣衫的書法家，贈了我他的一件墨寶，上面只寫了一個大大的“趣”字，其含意似在提示進入人生夕陽年紀的我，正在為快樂而活著。
水——又是水。不管是鹿門寺還是武當山的水，其根脈都離不開浩浩蕩蕩的漢水，因而我深感不虛此行。我深知水對中華民族的分量，它是流淌于一個國家體內的血液，如今許多省份都在鬧水荒，作為一個國人理應關注水情，因而腰纏藥袋遠行至漢水——沒有想到的是，漢水是這么義重情深，將遠行一千多公里，向貧血北方輸血。
直到兩天后，長途行車返回襄陽——我可謂是一個撫摸過整條漢江的文化水癡。因而在與襄陽的告別晚餐上，八十一歲的我連連高歌，以抒發一個文人難以忘卻的漢水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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