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讓我從兩個生活片段說起，因為這些日常的生活片段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文化的不同就體現在一些平常的生活細節上。
人情味
波士頓的一個華人旅行社組織旅行團到紐約和華盛頓觀光。一上車，中國人自來熟，“老家是哪里的？”“來美國多長時間了？”中國人沒有那么多的隱私觀念，諸如此類的話題一打開，大家一下就沒有了距離，如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久別重逢，一路上熱熱鬧鬧的，一程又一程。
返程時，旅行社為了多掙一些錢，在紐約又拉了一些客人。美國人大概也知道乘坐華人旅行社的車省錢，在紐約的中國城就上來幾個美國人。這樣一來，前面的中國人和后面的美國人就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
前面的中國人如同炸開的鍋，人聲鼎沸。前排的、后排的，左邊的、右邊的，聊作一團。離得遠的，說不清，聽不見，聊得不過癮，就把頭和身子探到過道上。冷不防，偶爾瞥見后面的美國人，個個正襟危坐，互不相干，默默地看著前面的中國人，似乎不理解素不相識的中國人為什么能夠如此親密無間--這種景象真是一幅絕好的中美文化的對比圖，也讓人立即明白了美國人的自由是以孤獨為代價的。
在各種各樣的聚會中，其他國家的孩子，包括日本的、韓國的孩子都規規矩矩，即使無所事事，也無聊地坐著，絕不胡喊亂跑。相反，中國的孩子即使比較老實、乖巧的，也會在人群中穿梭來往，嬉戲打鬧。中國人到國外旅游，一群人又說又笑，大聲喧嘩，也被人視為“不文明”。
如果能夠從國民文化的角度整體地看待這個問題，中國人其實也很委屈，并不是某些中國人素質低下，而是中國文化注重群體性和集體主義使然。你要想讓一群中國人不熱熱鬧鬧地說話，不大張旗鼓地嬉鬧，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也常有外國人說，在我們國家，人們很禮貌，很客氣，但人與人之間沒有中國人之間的那種親密，也很難像在中國一樣，交到真正的朋友--這樣，我們就有理由了--你很難讓人們彼此那么親密的同時，還讓外人覺得彬彬有禮。
規則與信任
在美國，還有一個場景因為對比鮮明，讓我很難忘記。
在波士頓的一條大街上，有一家美國超市，附近不到200米處，就是一家中國超市，專賣一些中國人及其他亞洲人愛吃、愛用的東西。
我先到那家美國超市。按照國內的慣例，我走到一個類似咨詢臺的地方，問這里是否是存包處。說了半天，那位姑娘都沒有聽明白。最后，我拿出了自己的包，她才恍然大悟，忙說不用、不用，你拿著進去吧。其實，她那兒是沖印膠卷的。我想，之所以費這么大的周折，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初來乍到，英語程度還不足以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恐怕跟美國超市沒有存包這項服務有關，那位姑娘根本沒有這個概念，因此便更難明白。
美國的超市每周都會推出特價商品，人們專等降價的時候，拿著店內海報，挑選自己很久以前就看好的東西。等我挑完東西，已經付錢出來后，才發現這家的意大利通心粉比較便宜，就想折回去買。我想，這下應該把已經買的東西存起來了吧，那位姑娘還是說不用。就這樣，我又帶著買好的東西，拿了面條，帶到付款臺，心里忐忑不安，唯恐說不清哪些是付過錢的，哪些是沒有付過的。我只把通心粉放到收款臺上，手里拎著先前買的東西，眼睛盯著收銀員，隨時準備解釋。直到交了錢，走出來，竟然沒有人問。
帶著被充分信任的感覺，我心情舒暢地離開了這家超市。
走了不到200米，我又去了那家中國超市。有了剛才的愉快經歷，我拿著東西就徑直往里走，不料，一個黑人保安攔住了我，用手示意我先存東西。一下子，先前的愉悅驟然消失。
也許有中國人到了美國也一樣在超市里拿東西，讓人不放心；也許還是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人，需要防范有人順手牽羊，使中國人即使到了美國，也還是中國式的管理思維和習慣。
超市這樣一個最生活化的場所，購物這樣一件最平常的事情，因為如此強烈的對比，讓我深深體悟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信用和信任是相互依存的。沒有信用，便不會有信任，也不會有基于信任的政府對個人的尊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讓顧客先存包，是以所有人都有偷竊嫌疑為前提的，一開始心理上還會感到不舒服，時間長了，就麻木了。不存包，至少在形式上給了相信人們不會偷竊的信任，或者說，已經有相應的防范措施或法律準備，隨便你怎么做，在明確的規則下，給了個人高度的信任和自由。
孰優孰劣
上面這兩個故事貌似沒有聯系，但其實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基督教哲學認為人有原罪，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主張以制度與法律來約束人，并認為有了好的制度，壞人也會做好事；沒有好的制度，好人也會做壞事。
中國人認為人性本善，通過道德教育，“人人皆可為堯舜”。制度不管用，再嚴的制度也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人如果學壞了，制度與法律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所以中國人講究倫理教化，以便從人心這個根本上解決問題，儒學就是教人們如何做人--做一個好人的學問。
認為人性本善，當然注重道德教化；認為人性本惡，當然注重管制和懲戒。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在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詳細的制度與法律，雖然西方的宗教其實也起著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就是說，無論中外古今，在社會管理上都是制度與教化并行兼施，但是，中國無疑更注重道德教化，深入中國人骨髓的是道德觀念；西方更注重法律懲戒，深入西方人骨髓的是法律意識--對于人性善惡的基本認識，導致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化觀念。
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這兩個不同的系統下，個體享有的自由和對于自由的使用，有很大的性質上的不同。
在人性惡的大前提下，西方的法制系統對于人性“惡”的方面做了很多預防和遏制，在人性“善”的一面沒有保證的時候，起碼能遏制“惡”的一面。還因為有法律效力的確認和保證，在法律允許的規則之內，個人能夠享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從而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美國的法律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滲透、取代了道德、生活常識甚至生活習慣的領域和職能，涉及之廣令人瞠目結舌。美國法律的泛化、瑣碎和繁雜，有時使法律形同虛設，復雜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咨詢律師，所以，全世界80%的執業律師在美國。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法律是沒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社會，把人們隔離成一個個禮貌、自由而孤獨的個體，法律就成了冰冷的工具。
在人性本善的假設下，社會對個人道德教化的重視高于社會制度的構建，把社會的長治久安寄托于個人修養。另一方面，在儒家看來，“禮緣人情”“禮許變通”，人們執行規則能夠充分考慮到具體情況，讓人能夠更多地體會到溫暖，因此，在中國式的人情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更親密。但人性遠非善惡這么簡單，在人性本善的認識基礎上，只重視對“善”的培養，“惡”的一面得不到應有的遏制。因此，一方面，中國人處理事情隨機靈活，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就可以擺脫承諾或規范在形式和細節上的羈絆，但同時因為中國文化中缺乏嚴明的法治，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缺乏明確的尺度，人們不會在錯事面前望而卻步，思維在對錯之間模棱兩可的邊緣上徘徊，這種靈活變通就容易被滋養成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這時，這種中國式的自由便是在道德、規則之外的無限度的放縱。中國式的人情社會被人們批評最多的，就是在人性“善”的一面沒有保證的時候，“惡”的一面也得不到起碼的遏制。
《論語·為政》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還有古人說：“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法能殺人，不能使人仁。”沈從文也說：“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惡，道德卻能使人樂于向善。”這些話也將這兩種文化的長短優劣揭示得一目了然。法律的冰冷和尖銳無法替代人性的柔和與溫暖，繁瑣的規則也勢必導致人性的僵化。總而言之，在法理社會，法治雖然使人們僵化甚至冷漠，但也使他們簡單輕松；在倫理社會，人們很靈活，富有人情味，卻也狡黠復雜。
我們一定都向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和社會：國家信任民眾，民眾信任國家，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生活自由而簡單，溫情而幸福。
(馮雪劍摘自商務印書館《發現人性》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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