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與一位臺商老總談業務，午餐時在酒店點了菜品，該老總指著雅座中的酒水說：“請隨意飲用，我們不勸酒。”朋友知道很多南方商人商務會餐時絕不飲酒，也客隨主便，草草用飯。
席間酒店服務生端來一道特色菜，那位老總禮貌地說：“謝謝，我們不需要菜了。”服務生解釋說這道菜是酒店免費贈送的，那老總依然微笑回答說：“免費的我們也不需要，因為吃不了，浪費。”飯畢，老總將吃剩下的菜打了包，驅車載著朋友出了酒店。
一路上，那位老總將車子開得很慢，四下里打量著什么。朋友正納悶時，老總停下車子，拿了打包的食物，下車走到一位乞丐跟前，雙手將那包食物遞給乞丐。朋友看到那位老總雙手遞食物給乞丐的一剎那，差一點就熱淚奔流。
一次，葉淑穗和朋友一起拜訪周作人。他們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間，輕輕地敲了幾下門，門開了。開門的是一位戴著眼鏡、中等身材、長圓臉、留著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他們推斷這位老人可能就是周作人，便說明了來意。可那位老人一聽要找周作人，就趕緊說“周作人住在后面”。于是，葉淑穗和友人就往后面走，再敲門，出來的人回答說周作人就住在前面這排房子的第一間。他們只得轉回身再敲那個門，來開門的還是剛才那位老人，說他自己就是周作人，不同的是，他穿上了整齊的上衣。
夏衍臨終前，感到十分難受。秘書說：“我去叫大夫。”正在他開門欲出時，夏衍突然睜開眼睛，艱難地說：“不是叫，是請。”隨后昏迷過去，再也沒有醒來。
顧頡剛有口吃，再加上濃重的蘇州口音，說話時很多人都不易聽懂。一年，顧頡剛因病從北大休學回家，同寢室的室友不遠千里坐火車送他回蘇州。室友們憂心顧頡剛的病，因而情緒并不高。在車廂里，大家顯得十分沉悶，都端坐在那兒閉目養神。顧頡剛為了打破沉悶，率先找人說話。
顧頡剛把目光投向了鄰座一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身上，主動和對方打招呼：“你好，你也……是……是去蘇州的嗎？”年輕人轉過臉看著顧頡剛，卻沒有說話，只是微笑著點點頭。
“出去……求學的？”顧頡剛繼續找話。年輕人仍是微笑著點點頭。一時間，兩個人的談話因為一個人的不配合而陷入了僵局。“你什么……時候……到終點站呢？”顧頡剛不甘心受此冷遇，繼續追問著。年輕人依舊沉默不語。
而這時，坐在顧頡剛不遠處的一位室友看不過去了，生氣地責問道：“你這個人怎么回事？沒聽見他正和你說話嗎？”年輕人沒有理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微笑著，顧頡剛伸手示意室友不要為難對方。室友見狀，便不再理這個只會點頭微笑的木疙瘩，而是轉過身和顧頡剛聊起來。
當他們快到上海站準備下車的時候，顧頡剛突然發現那個年輕人不知什么時候已經走了，只留下果盤下壓著的一張字條，那是年輕人走時留下的：“兄弟，我叫馮友蘭。很抱歉我剛才的所作所為。我也是一個口吃病患者，而且是越急越說不出話來。我之所以沒有和你搭話，是因為我不想讓你誤解，以為我在嘲笑你。”
馮友蘭的尊重就在于“不說話”，而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絞刑架的時候，不經意間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下意識地說了一聲“對不起”，這是一種極其高貴的尊重，讓每個人都肅然起敬。
67歲的瑪格麗塔·溫貝里是瑞典一名退休的臨床醫學家，住在首都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松德比貝里。一天早上，溫貝里收到郵局送來的一張請柬，邀請她參加政府舉辦的一場以環境為主題的晚宴。
溫貝里有些疑惑，自己只是一名醫務工作者，跟環境保護幾乎沒有什么關聯，為什么會被邀請呢？溫貝里將請柬仔仔細細看了好幾遍，確認上面寫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后，放下心來：“看上去沒什么不對的，我想我應該去。”于是，溫貝里滿心歡喜地挑選了一套只有出席重大活動時才穿的套裝，高高興興地赴宴去了。
趕到現場，溫貝里不由得吃了一驚：參加晚宴的竟然都是政府高級官員。其中就有環境大臣萊娜·埃克，他們曾經在其他活動中見過面。看到溫貝里后，埃克先是一愣，然后馬上向她報以最真摯的笑容：“歡迎你，溫貝里太太。”接著熱情地將溫貝里帶到相應的座位上。溫貝里和政府要員們一起進餐，并聆聽了他們對環境問題的看法和建議。
宴會結束后，按慣例要拍照留念，埃克邀請溫貝里坐在第一排。就這樣，溫貝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幾天后，溫貝里瀏覽報紙時，看到了自己參加晚宴的合影和一則新聞報道：“政府宴請送錯請柬，平民赴約受到款待。”
原來，環境大臣埃克本來邀請的是前任農業大臣瑪格麗塔·溫貝里，由于工作人員的失誤，把請柬錯送到和農業大臣同名同姓的平民溫貝里手中。對此，埃克表示：“不管她是誰，只要來參加宴會，就應該受到尊重和禮遇。”
看到這里，溫貝里不由得心頭一熱，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埃克明知她是一個“冒牌貨”，非但沒有當場揭穿，反而給予了她大臣一樣規格的禮遇，這樣不動聲色的尊重足以令她欣慰一生。
尊重的最高境界不是體現在轟轟烈烈的大事之中。有時候，越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細節，越是不經意的自然流露，越發見得尊重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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