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涌
我因為號召中國發展高密度城市、小戶型住房、使用公交，最近在微博上遭到一些80后、90后的圍攻。大家眾口一詞地質問：“教授，憑什么你在美國住大房，卻要我們住小房？”
我忍不住回嘴：“到什么地方說什么話。中國土地資源緊缺，中國不是加拿大，一般人在中國就要住小房。你不喜歡，就去加拿大。”
其實，更不中聽的話我還沒有說：“為什么我可以住大房，你只能住小房？因為我在美國當教授。你小年輕什么都還沒干，憑什么輪到你住大房？”
有些網友大概聽出我的話外之音，留言說：“你也許很輝煌，但不是誰都有你這樣的能力，但難道他們不應該活得有尊嚴嗎？”
我只好告訴他：我無論在國內在國外，都并不輝煌，至少在物質上是如此，追求物質也不是我的生活目的。不過，中國就這么點土地資源，有這么多人，如果能力一般的人都非要住大房才有尊嚴，哪里去找那么多土地？
我們夫妻，從中國到美國都是一路名校上過來，從北大復旦一直到耶魯。這是大部分人沒有的幸運，也是自己奮斗的結果。在許多人眼里，這也算挺“成功”了。但我在48歲以前沒有擁有過住房，也沒有住過大房。事實上，在我43歲以前，都屬于蝸居一族。讀書的最后幾年。一家三口擠在紐約的小閣樓里。夏天的酷熱，使放在壁櫥中的蠟燭都化了，現在想想還如同是昨天的事。我們也沒有覺得自己沒有了尊嚴。我想不明白，我們40歲時在美國過這樣的日子不覺得委屈，怎么現在的年輕人就受不了呢？
記得讀博士時生活最寬裕的一段時間，是我們夫婦攜著剛出生的女兒在日本研修，那是1999年至2000年間的事情。如同許多中國的留日學生一樣，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人居然住得那么擠，我們當時住了一套大概50平方米的公寓。日本客人來了都非常驚訝：“怎么能住這么大的房子？”我們住的那棟樓是美國各大學聯合開辦的“日本研究中心”進修生的宿舍，房子大的理由之一，是地段很差，就在無家可歸者救濟中心隔壁。乃至一天半夜一點鐘，有位醉醺醺的無家可歸者來敲我家的門。到一般日本人家里訪問就能看到：他們住的往往比中國許多中產階層家庭要擁擠得多。而當今日本的人均gdp超過4.5萬美元，中國還不到5500美元。
再看看波士頓，屬于美國最為先進的高科技城市之一，中等住戶的年收入超過5.5萬美元，人口才60萬。密度比起中國大城市來小得多，土地資源多得多。但是，最近波士頓在興建30平方米的小戶型。這還是針對年輕的專業階層的，其目的是想將租金控制在每月1200-1600美元，讓年輕人有立足之地。設計者稱，這些剛起步的專業階層，經濟能力有限，何時精力旺盛，一天到晚在外面創業、社交，回家不過是睡一覺而已。他們需要的不是昂貴的大房子，而是降低奮斗的成本。事實上，年輕人也特別歡迎這樣的安排。如果有位剛從常春藤畢業的后生對著我這年過半百的教授說：“憑什么你住250多平方米，我們就30平方米？我的尊嚴在哪里？”在美國社會。大家恐怕會覺得這樣的人有點神經病。
不管一個社會多么富裕，從底層奮斗。從一無所有的起點奮斗還是“王道”.失去了這種精神。社會就失去了進步的動力。這倒讓我想起美國一位專欄作家說的一句話：“所有的中年成功者，如果可能的話，都愿意以自己所有的成就和金錢去換回當年那窮困潦倒的蝸居生活。”年輕時代是人生的幸福和美感所在。你失去了對這種東西的感受能力，你就失去了生活。
當然，我不希望用一個80后、90后的概念打倒一代人。事實上，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年輕一代支持我，恰恰是他們告訴我：同齡人中確實有太多的人覺得什么都是應該父輩給他們。在我看來，國內當長輩的應該大膽地對后生訓誡：孩子，還沒輪到你。要什么，自己去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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