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為《新東方英語》雜志寫一篇卷首語，原則上應該不難，因為一個月只要一篇，怎么也不算繁重的任務。但每次編輯部向我索稿時，我都驚慌失措，因為我無比繁忙（主要是因為自己無事生非），從來都沒能把稿件預先準備好。別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語，如果不能靜下心來思考幾個小時，是寫不出來的。而且，即使靜下心來，也還得有靈感才能寫出來。像我這樣每天被世俗事務所糾纏的人，靈感日趨枯竭，有的時候坐上兩個小時，腦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所以，每次寫卷首語之前，我都會在書桌邊暗暗“仇恨”編輯部的人，恨他們總是在最后幾天這樣“逼”我交稿，讓我本來可以輕松的幾天變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這樣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語被“逼”了出來，幾年后居然結集出版了幾本書。盡管出書多少有些自娛自樂的意味，也沒指望多少人讀，還常常免費送給學生，但每次見到裝幀漂亮的書擺在自己眼前，我還是免不了產生一點成就感。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再丑的孩子父母都會愛，面對自己的作品，心里也總會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讀書的年代。由于天資并不聰穎，我每次背課文都是被老師“逼”著背出來，每次數學題做不出來都被老師留下來“逼”著做完。凡是那些“逼”過我的老師，我到今天都記憶猶新，由小時候對他們的恨，轉變為如今對他們的感激。而那些沒有“逼”過我的老師，尤其是那些對我很縱容的老師，我現在一概記憶模糊，而且覺得這樣的老師不值得尊敬。在大學里，老師一般不會“逼”學生學習，因為學生已經成年，理應學會自己約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飛揚、愛情萌動的大學時代，有多少人會“逼”著自己真正沉下心來學習呢？
對于現在的很多大學生來說，學習僅僅意味著為了成績及格而在考試前被“逼”用功兩個星期，考試一結束，教科書一扔，就萬事大吉了。就我而言，對大學時代的很多老師，我已經印象有些模糊了，因為這些老師基本屬于“寬大型”老師，不管學生聽不聽，到期末出張考卷，給個分數就完了。這樣的老師通常仁慈，常常每個人都能及格。不過，有兩個老師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并心存感激。一位是我們的系主任李賦寧老師，一位是我們的英詩教授王世仁老師。李賦寧老師教我們《新概念英語》第四冊，要求我們學一課背一課，常把我們“逼”得狼狽不堪，但卻成就了我們扎實的英語功底。王世仁老師要求我們把他教過的英詩全都背出來，被“逼”無奈的我們只好立在西風中背誦雪萊的《西風頌》，但對于英語語言的美感也在背誦中領悟得越來越深刻。現在想來，如果所有老師都對我們要求這么嚴格，我們在大學里也許還會更有長進。
我最近在讀《我在美國做媽媽》(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這是耶魯大學華裔教授蔡美兒講述自己育兒經驗的一本書。她對兩個女兒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她一開始就不給孩子選擇“不努力”的機會，最終把兩個女兒培養成了杰出的鋼琴家和小提琴家，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至于這兩個女兒未來是否會更加成功我們不妄加評論，但至少可以說正是蔡美兒用愛的心情“逼”兩個女兒走向了成功。我自己小時候也被母親“逼”過。我家祖輩種地，我母親從小就念叨著要我長大當個“先生”(老師)，所以盡管她自己都不識幾個字，卻每天要求我做作業、讀書。我沒有取得上高中的資格，她就滿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敗，她就鼓勵我再考。最終，我被母親“逼”著連考三年，最后考上了北大。所以，如果沒有嚴厲的母親，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
中國正在日益變得強大，這強大也是被“逼”出來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國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過著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了中國沒有世界。結果，鴉片戰爭慘敗，國人這才發現自己成了挨打的對象。人家把圓明園燒了，東西搶了，被搶走的東西到今天都沒有還回來。一百多年，在羞辱和悲憤中，國人開始發奮圖強。到今天，我們終于看到了一點曙光，贏得了一點民族的尊嚴和別國的尊敬。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那些曾經欺負過我們的國家和強盜，是他們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
生活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成功從來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如果我們覺得在被“逼”著做某些事情時，不必為此感到無奈或懊惱，因為這些事情從長遠來看也許不是壞事，比如被老師“逼”著背課文，被同學“逼”著參加活動，被老板“逼”著不斷工作，被競爭“逼”著天天學習……也許，適當的逼迫能夠把我們的惰性“逼”走，把我們的平庸“逼”走，把我們的勇氣“逼”出來，把我們的前途“逼”出來，也把我們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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