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歲那年，是個電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電影，我決定輟學北上，去心中的電影圣殿——北京電影學院旁聽。
我帶著家里給我的兩萬塊錢（也是家里幾乎全部積蓄），帶著自己攢的幾本電影書，毅然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電影學院旁邊北影廠招待所里，一個床位，每月450塊錢。
當時電影學院拉片室，拉一部電影得要6個小時，一個小時3元，得要18元。學校最便宜的蓋飯六七元一份。為了拉片，我把一份蓋飯分成兩頓吃，中午一半，晚上一半。
旁聽的第一年，我沒出過海淀區，蹭所有能蹭的課，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臺資料室，復印當時買不到的臺灣遠流版電影書，不讓復印的，手抄——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劇本。
旁聽的第二年，老師介紹我寫一個電視劇，30集。我可以坦然承認，那真的是個爛電視劇，但是那時候，是我唯一的機會。所有寫過的爛片，都曾經是我珍貴的機會，被人唾罵亦無怨無悔，因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這個行業，就像打游戲晉級一樣，你得慢慢積攢你的行業資歷。
A級的導演，找A級的編劇，A級的導演，如果你是C級的編劇，為何會用你？D級并不可恥，積攢幾部，我就是C級，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摩羯座從來不相信僥幸，只相信努力。
每一個機會，我從不輕視，都是盡自己最大努力和才能、最大心血去寫的。因為我知道，機會只有一次，就是眼下這一次。
真的很苦。一天寫兩萬字，一大早制片人打電話劈頭蓋臉來罵你，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沒有網，寫完了去網吧傳，在網吧查資料，手抄下來回去寫。渾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緩解一會兒，繼續寫。有時壓力太大了，自己一個人出去哭，站在三環天橋上，外面下雪，哭完了，回去繼續寫。真的是生生寫出來的。
編劇這一行，會寫都是其次，能寫、愛寫是第一位的。
后來寫過一次主旋律題材，一個部隊老編劇說，他們寫劇本，條條框框修修改改更是數不勝數，怎么辦？“誰叫你愛寫呢？誰叫你愛這個呢？”說得我當時眼淚都流下來了。是啊，誰叫你愛這個呢？并不能總接到劇本，得活吧，好多年給雜志寫時尚文章，采訪明星。時尚雜志要的是絢麗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數，要命的是一起約稿一起截稿，也就是說，四五家雜志約稿，幾天之后，一起截稿，壓力大到不可思議。最要命的是，內心的理想和現實工作的沖突，看看自己寫的那些稿子，總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時間就責問自己一遍，覺得自己爛掉了，寫廢掉了。心里最苦的時候，手心腫脹，有兩倍厚。
剛出道的時候，我給自己印了一張名片，上面寫：我絕不辜負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掙扎，但是很認真，很較勁，明星采訪，娛樂專題，山東快書，企業改革，我接的每一單工作，都盡全力去做。
就這樣，一點一點在行業內站穩腳跟，在這個城市扎下根來。2006年，考研第三年，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的研究生；2007年，寫李少紅導演版《紅樓夢》電視劇；2008年，寫馬楚成導演的《花木蘭》；2009年，和彭浩翔導演合作，寫《撒嬌女人最好命》，2010年，寫舞劇《金瓶梅》；2011年，話劇《北京我愛你》；2012年，和張一白導演合作；2013年，和關錦鵬導演、林育賢導演合作，雖然后面這幾個項目都沒成，但是我學到了許許多多，從寫字到做人，衷心感激。來到北京時，我20歲，沒有學歷，沒有背景，并不自信，一無所有。10年以后，我還在這個城市里，做著我想做的事，我沒有過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沒有去過自己不想過的生活。
為什么我們忍受北京，無論如何，不忍離去？我想，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我永遠記得，每年都有那么幾個瞬間，我走出地鐵站，覺得這是一座希望之城。
也許有人覺得我是在曬優越感，顯擺自己混得好，我絕不是這個意思。我早幾年回家就發現了，其實老家的很多同學，過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很容易就進了本地最好的單位，剛工作，家里就給買房了，買車了，結婚了，平時回家吃飯，孩子爸媽帶，掙的錢就是純積蓄。放假出國，平時淘寶，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個檔次。
也許，我選了這條路，有時真的很難去滿足父母最簡單的期待，當然會內疚，會難過，會自責。但是，我喜歡在北京，做這份工作，做我自己。
愛一個人，是愛和他在一起的我自己。
愛一個城市，也是愛在其中生活的自己吧！
我愛北京，不如說，我愛在北京的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