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記憶中，100年前的1909年沒有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發(fā)生。此時距1898年的維新變法運動已經(jīng)10年有余，當(dāng)年支持維新的皇帝光緒和反對維新的太后慈禧都已于前一年（1908年）相繼辭世。辛亥革命要兩年后才發(fā)生，“五四運動”是十年之后的事，而距離新中國的成立還有40年。
可是，1909年依然不平靜。這是大變革的前夜，看似風(fēng)平浪靜，實則潛流暗涌。這一年，50歲的袁世凱迎來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袁世凱靠小站練兵起家，受到晚清重臣李鴻章的賞識和抬舉，于1901年當(dāng)上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1907年調(diào)任軍機大臣，成為中樞重臣。在1901年到1908年間，袁世凱大力推進新政，廢科舉，建學(xué)校，辦新軍，筑鐵路，成效不凡。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的勢力也發(fā)展壯大，形成了日后所謂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愛新覺羅?溥儀繼承了皇位，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載灃本來就與袁世凱政見不合，更因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出賣光緒皇帝一事而心懷怨恨，一度欲“鏟除”袁世凱，后來害怕激起北洋新軍兵變，遂于1909年1月將袁世凱“開缺”（解職）回鄉(xiāng)，理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權(quán)重的袁世凱突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職務(wù)，這堪稱1909年中國政壇的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國人感到意外，就連國際社會也“深感震驚”。袁世凱被解職后兩小時，美、德、英等國的駐華大使在英國使館召開緊急會議，商議采取統(tǒng)一行動；次日，各國大使再次在美國使館開會。德國外交部甚至宣布，鑒于中國局勢不明朗，德國將推遲從中國撤回遠征軍的計劃。國際上的媒體也報道和評論了此事。《泰晤士報》指出，清廷解職袁世凱的公告冷淡無情；《芝加哥報》說袁世凱的解職標(biāo)志著中國的新政（改革）將就此停滯……
外國人的判斷并沒有得到印證。被解職的袁世凱并沒有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軍事勢力向清廷發(fā)難，而是“溫順”地回到了河南安陽的洹上村，過起了“煙蓑雨笠一漁舟”的賦閑生活。他還將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釣的照片送到上海的《東方雜志》去發(fā)表，目的當(dāng)然是向朝廷表態(tài)：我老袁很享受這種優(yōu)哉游哉的賦閑歲月。
實際上袁世凱是在韜光養(yǎng)晦。他知道，當(dāng)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誹謗，不得已而選擇隱居，隱居的地點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親自到洹上村禮請伊尹回朝。在內(nèi)心深處，袁世凱是以伊尹自比的。他為自己的“垂釣照”寫了兩首詩，名為《自題漁舟寫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dāng)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持缺甌。散發(fā)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另外，他在1909年還寫了一首《登樓》：“樓小能容膝，檐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云太行低。”這兩首詩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雖隱居，心雄天下的心態(tài)。
袁世凱果然等到了機會。兩年后，辛亥革命爆發(fā)，清廷不得不請袁世凱重新出山，這次，他坐收漁翁之利，一面逼著清帝退位，一面與革命黨討價還價，為自己謀得了大總統(tǒng)之職。看來，袁世凱在人生低谷時所寫的勵志詩并非虛妄。
同樣是在1909年，22歲的蔣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預(yù)備學(xué)校讀書，他也寫了一首詩《述志》：“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zé)，東來志豈在封侯！”作者的志氣亦為不小，“東來志豈在封侯”，后來的蔣介石成了“委員長”、“總統(tǒng)”，地位遠在“封侯”之上。
還是在1909年，年僅16歲的毛潤之離開家鄉(xiāng)，外出求學(xué)。離別之際，他寫了一首詩《七絕?改西鄉(xiāng)隆盛詩贈父親》：“男兒立志出鄉(xiāng)關(guān)，學(xué)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詩中的那份志向、那種決絕絲毫不遜于前人。毛潤之后來成為了新中國的締造者，其業(yè)績婦孺皆知，不必贅言。
中國古代有“一詩成讖”的說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寫下了勵志詩，他們后來都實現(xiàn)了自己的志向，他們的詩成了“讖語”。僅從這一點上看，1909年就是很特別，因為此后中國幾十年的命運，都與這三個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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