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在公共領域發言，近些年來，我曾被不少媒體稱為公共知識分子，時而還會入選一些年度榜單。我敢斷定，最開始公共知識分子還是個不折不扣的好詞。
當時人們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為推崇艾米爾?左拉的緣故，在每年時事評論課快結束時，我都會給學生們播放電影《左拉傳》，和那些即將走向社會的年輕一代分享《我控訴》里的清醒與擔當，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類良心的一剎那”。
沒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累福斯定會死在牢里。無論是今天還是未來的中國與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識分子，都需要良知與勇氣。然而當有媒體記者把我貼上這個標簽并且詢問我對此“身份”有何感想時，我的態度則多少有些曖昧--既不公開拒絕，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開拒絕是因為我樂見其成，希望有更多的知識精英能夠參與到公共領域中來，共同提高國家與社會的底線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覺寫作時瞻前顧后，做得很不夠，自慚形穢；二是不喜歡被人貼上標簽。我信奉“要么成為自己，要么一無所成”，只希望由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個外加的具有評價性質的身份。更何況，如讀者所知，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唯獨不缺各式標簽與“帽子”戲法。
接下來的事情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短短幾年間，“公共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與“漢奸”“五毛”相提并論的壞詞。而這也是我在持續幾個月的“方韓大戰”中，看到的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這個社會還沒有學會理性討論，甚至還沒有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公共知識分子被縮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價地濫用。任何在公共領域發言的人都成了“公知”，繼而又有人創造了“母知”。
我時常感慨漢語被新話與臟話統治，任何美好的東西在這個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當我平素尊重的一些知識分子、媒體評論員也開始用這類詞語嘲諷他們所反對的人并自我撇清時，我看到我們這個社會中有一股濁流，自甘墮落，無善不摧，又在自毀長城。對于一些人，現在不是搶占道德高地的時候，現在流行的是搶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審判崇高。
微博之上，處處槍林彈雨。在此起彼伏的謾罵聲中，有的人選擇了“自我了斷”，刪微博走人，再次印證“劣幣驅逐良幣”；有的人索性比壞，看看誰罵得更狠，一來二去，便有了“良幣追逐劣幣”，可守不住自己，良幣也變成劣幣了。
對于前一種，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極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敵人槍法不準，索性自己吞槍自盡”的荒誕。知識分子必須堅定，必須經得起各種無來由的謾罵。所以我在微博上說，你幾時聽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選擇了取經這條路，一切都是你應得的。你只管趕你的路，取你的經，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錯，沒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錯。
至于后一種，關鍵還在于對獨立精神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獨立精神，不僅包括獨立于威權與商業，獨立于民眾，獨立于自己過去之榮辱，同樣重要的是，它還包括不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不以說服他人為目的，保持一顆自由交流的心。若無自由交流之環境，更要時刻提醒自己不比壞。別人強迫，你不強迫；別人斷章取義，你不斷章取義；不必學人去做臟話與語言暴力的奴隸，那不是你要的平等。
毋庸諱言，這是一個勢利的世界，一個“統治者思維”無處不在的世界。表達壓力不僅來自威權，同樣來自民眾--想想左拉當年如何被國民圍攻。今日中國社會，一個人如果指出國王沒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評者；如果他指出民眾可能也沒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常見的情形是，早上出門，還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因為昨晚對弱者深切的同情和對權力的大膽批判博得了民眾的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到家時，可能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民族敗類”了，因為中午表達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接下來的幾天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反對者希望折斷你手中的鉛筆，而那頂和某個鉛筆型號有關的帽子也該輪到你戴了。
其實，無論別人贊揚還是詆毀，你還是那個早出晚歸的你。這世界總有人相信你、理解你，也總有人不相信你、不理解你，而時間終究有限，不要去糾纏比壞，不要易糞相食，只負責任地思考與講真話。在“自殺”與“殺人”之間，在逃之夭夭的出世與爭強好勝的入世之間，知識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過守衛自己的理性與價值觀從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為天下”自勉，就是認為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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