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單位還燒鍋爐。有一次，幾個人出去吃飯，我說，咱們把燒鍋爐的王師傅一塊喊上吧。同去的人有些瞠目，我去喊王師傅，王師傅也有些吃驚。彼時，他正把一鐵鍬煤送到爐膛里，鐵鍬停在半空，也表達著黑色的驚愕。王師傅以為我在逗他，但分明不像，因為我們并不熟識。他說，都有誰啊，我說大部分都是老師們。他說，那我帶一瓶酒吧，我點點頭。
他帶去一瓶二鍋頭。酒桌上，他顯得很不適，低著眉，不說一句話，一只手不斷搓著另一只手的手背。我們的話題，他不好插上嘴，只是在敬酒到他那里的時候，才象征性地應答幾句。倒是帶的那瓶酒，他喝了一半，別人給他倒其他酒，他不要，也不多解釋，只是說，我喝二鍋頭就好了。
回去的時候，沒見他醉，但臉紅得要緊。在一個背風處，一把扯住我，說，馬老師，謝謝你。還想說句什么，忽然咽下去了。王師傅比我小不了幾歲，但好像沒上幾年學。我打水的時候，常見他的宿舍里放塊畫板，他常畫啊畫的，便覺他是個有故事的人。
后來再出去，我還是叫上他。王師傅總是不好意思，但我執意邀請，他拗不過，便帶著酒一起去，去了之后，還是不說話，還是一個人把瓶酒喝個差不多。
有一次，我洗車，他跑過來幫忙。他說，馬老師，我來吧。我說不用。他說，你看這又是泥又是水的，臟。我沒讓他從我的手里奪去水管。他蹲在一邊，陪我說了一會兒話就走開了。他說話的時候，不自然地又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的手背。秋天的天空高遠，他蹲在樹底下的樣子，小而悲愴。
他好像在單位待了兩三年就走了。據說，他走是因為另外的人“頂”了他。他走的時候，我并不知道。我跟他的接觸，就是喝過幾次酒，吃過幾次飯，沒有長聊過，也沒有深聊過。印象中，有一次，他好像把一瓶二鍋頭都喝了，有些高了，回來的路上，拉住我不松開，來來回回說一句話。
他說，馬老師，你跟別人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自己跟別人有什么不同。去農村趕大集的時候，我常去一個釘鞋的攤位那里，一坐就是半天。是老相識，卻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他釘鞋，哧啦哧啦地把一根線，從鞋的這一面納過另一面，我就順著他的哧啦聲看半天。“嘩”一群人來，帶來了鞋；“嘩”一群人走，帶走了鞋。我就坐在那里，有一搭無一搭地跟他閑談。他跟我聊家庭孩子，講寡居的老娘曾經遭過的苦，到動情處，一個大男人，嗚嗚咽咽地朝我哭。
他給我唱老調。他說，你是外地人，不懂這種地方戲，保定老調唱得最好的是王貫英。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曾經跟著一個小戲班唱過幾年戲。他還說，老調中最有名的是《潘楊訟》和《忠烈千秋》。“萬歲爺金殿傳下口旨，他要我寇準斷潘洪……”他經常咿咿呀呀哼唱這個段子，唱到動情處，他便給我講他在戲班的時候，曾經跟一個女戲子好過。
我是有特殊待遇的。每次去，他都會從木箱子里抽出塊墊子來給我，說，凳子臟也涼，你墊個墊兒，會好一點。我便一屁股坐下來。我知道，這種心安理得是來自于彼此的親近。人與人之間，說許多熱絡的話，未必以心相交。有時候，一句話不說，面對面坐半天，就是知己。只要隔著一段時間不去，他遠遠地見我去，第一句就是：這一陣子，你又忙啦。
然后，是呵呵的笑。笑的時候，還要用手努力提著面頰的肉。
他有一次跟集上的一個攤主打架。原因是老娘買東西的時候，順手多拿了一點，攤主不干，推搡了老娘。他氣呼呼地找過去理論，話沒到三句，廝打起來。結果是，他掛了彩，頭上裹著塊紗布待了好幾個月。釘鞋的人問他情況，他就實話實說。末了，來一句：我可以受欺負，老娘不能。
我后來調動工作，很少去趕那個大集了。重新回到老地方時候，是個冬天，集上依然熙來攘往的，只是釘鞋攤那里，空落落的，已經沒了他。我在那兒蹲了好一會兒，悵然了許久，腦海中翻騰著他的生活可能發生的種種。返回的路上，在一排整齊的門臉前面，有個人遠遠地朝我喊：哈哈，馬老師，又看到你了，我改行了，修電動自行車了。
回身，是他。臉上的笑容好像要奔涌出來，依然一邊笑，一邊用手提著面頰的肉。他揮揮手中的扳子，指了指屋內。屋內是亂糟糟的各種配件，靠里是一張床。床上的被子，也亂糟糟的，中間坐著的老人，是他的母親。那么冷的天，屋子里卻十分暖和。
我想，他人生的成功，大約就是兌現自己此前的諾言，他要讓母親活得溫暖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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