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英國作家威爾遜曾對“貴族”下過這么一些標準：虔誠的、道德服從的、紳士的、樂于助人的、敢講真話的，如面對災難，是敢于自我犧牲的；倘若只有錢而沒有社會責任，只能叫暴發戶或土財主。在西方，稱得上是貴族，那他首先得有財富，有地位，生活在社會底層者，再有道德，再有操守，再有自我犧牲精神，他與貴族也是絕緣的。我國歷代倡導的君子則不然，無論財富多寡、身份貴賤、地位高低、年齡長幼，只要有君子人格，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堂堂君子。
“君子”一詞最早出現于《易經》，經儒家學派的不斷演繹、詮釋而得以完善，成為中國人的道德典范。雖說隨著時代的進化和文明的進步，“君子人格”已賦予現代的色彩和內容，但是，這些積淀在文明最底部的是非善惡觀念以及由此而推導的善良行為規范，則是構成了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石。儒家文化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便是把中華及周圍民族帶出了野蠻，帶進了文明，并崇重“禮”和“法”作為言行規則。儒家素來力倡“五常”，視之為“君子人格”的底蘊。倘若我們摒棄“仁義禮智信”中的等級制內涵，不無合理成分，它對于平等的民主社會仍是一種可資的優良的精神資源：“仁”與博愛大體相似；“義”相通于某種普世性原則的政治預設；“禮”有著尊重和維護他人并進而維護自身尊嚴的含義；“智”自是一種為人不可或缺的良知和慧識；“信”乃是誠信、共識，社會成員相處和合作的前提。盡管儒家文化充斥著大量的封建主義毒素，但散見于儒家典籍中的有關“君子人格”的信條則是穿越時空、超越階級的，它并沒有過時，也決計不會過時。
日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所提供的一份在線調查，為我的這一斷言作了佐證。這份在線調查顯示：85.7%的受訪者肯定當下需要“君子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70后和80后的受訪者超過6成）；針對“當代''君子人格''的核心是什么？”的問題，排在前三的依次是“仁”（73.6%）、“信”（71.7%）、“義”（65.5%）；受訪者最為推崇的中國儒家文化中關于“君子人格”的論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排在首位（54.5%），次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52.7%），再次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42.7%）；89%的受訪者直言當下社會“君子少見”，36%認為“幾乎沒有”，僅9.9%的人認為“君子常見”。——這些調查的數據雖然存有隨意性和簡約化的不足，但它也昭示了這么一個社會態勢：當下社會健康發展亟需輩出君子，亟需倡導“君子人格”。
在當今的社會轉型期，利益的分化與侵蝕、觀念的多元與錯位、社會的發展與陣痛，使得“君子”的挺立與“君子人格”的生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道德沙塵暴”，整個社會的價值坐標亟待重新確立。當然，我們不能把人性庸俗化，覺得人生在世只圖名利，也不能把人性理想化，覺得人人可以成為純粹的天使，靠譜的假設是：“人之初”不論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人性總是充滿著弱點，需要社會規范和道德信條的制約，人的行為一旦服從于這樣的規范和制約，善良的人性便會蔚然成風，骯臟的人性也會向善良的人性低頭，久而久之，外在的道德壓力內化于人心，被迫也就演化為自覺，從而“道德生態”得以呵護，“君子人格”得以崇尚，中國才能日臻名副其實的“君子國”——現代文明國度的愿景。
中國文化最講究“知行合一”，要達到“君子人格”的境界，關鍵不在于了解多少關于“君子”的格言，而在于“知行合一”，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體現出“君子人格”。但丁說得好：“人不能像走獸那樣活著，應該追求知識和美德。”知識不能只寫在書本上，美德不能光停留在口頭上，唯賢唯德，從我做起，做人都講“君子人格”，和諧社會還會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樓么？
做人要講君子人格答案
6.C（A項只要……就；B項“君子”經儒家學派的不斷演繹、詮釋而得以完善，成為中國人的道德典范，非君子人格D項“智”自是一種為人不可或缺的良知和慧識；“信”乃是誠信、共識，社會成員相處和合作的前提。）
7.A（B項是部分“受訪者”不是“當代中國人”；C項強加因果關系；D項是可能的結果，而非終極目標。）
8.B（行為服從社會規范和道德信條的制約，并成為“自覺” “君子人格”才會得以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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