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我開始有意識地除以七，聽聽自己，也聽聽光陰的腳步，看看自己，也看看歷史的軌跡，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5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去世，我人生的記憶也就是從那時開始。記憶中那年夏天，院子里的老槐樹落滿一地槐花如雪，我穿著一雙新買的白力士鞋，算是為母親戴孝。母親長什么樣子，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只記得姐姐帶著我和兩歲的弟弟一起到勸業場的照相館照了一張全身合影，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便獨自一人去了內蒙古修鐵路。那一年，姐姐17歲。
七年之后，我12歲，讀小學五年級，用節省下來的早點錢，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本書，是本《少年文藝》雜志，一角七分錢。我人生讀到的第一篇小說，是美國作家馬爾茲寫的《馬戲團來到了鎮上》。講的是馬戲團第一次來到一個偏僻的小鎮，兩個來自農村的小兄弟，沒有錢買入場券，便幫助馬戲團把道具座椅搬進場地，換來了兩張入場券。坐在場地里，好不容易等到第一個節目小丑剛出場，小哥倆就累得睡著了。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那樣深刻，小說里的小哥倆，讓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弟弟，也讓我迷上了文學。我開始偷偷地寫我們小哥倆的故事。
19歲那一年的春天，我高中畢業，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初復試都通過，錄取通知書也提前到達了，但“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大學之門被命運之手關閉。兩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張夾在印有毛體中央戲劇學院紅色大字的信封里的錄取通知書撕掉了。
26歲，我在北京郊區當一名中學老師，那時我已經回到北京一年，是因為父親突然腦溢血去世，我才無奈回京的。熬過了近一年待業的時間，才得到教師這個職位。和父親一樣，我也得了高血壓，醫生開了可以只工作半天的假條。每天下午，我騎著自行車回家，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取名叫《希望》。在那沒有希望的年頭，小說的名字惡作劇一樣，有一絲隱喻的色彩。
33歲，我“二進宮”，到中央戲劇學院讀二年級。那一年，我有了孩子，1歲。孩子出生的那一年，我在南京為《雨花》雜志修改我的一篇報告文學，那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我從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墜地。
40歲，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匯月刊》雜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打電報要我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樓找同事借來一臺專業照相機，帶著兒子來到地壇公園，讓兒子幫我照了照片，勉強寄去用了。那時，兒子8歲，小手還拿不穩相機，照得晃晃悠悠的。
47歲，我調到了《小說選刊》。大學畢業之后，我從一名大學老師變成《新體育》雜志的記者，又幾經顛簸，終于來到中國作協這個向往已久的地方，以為這里是文學的殿堂。
61歲，大年初二，突然的車禍，摔斷脊椎，我躺在天壇醫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說是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們說的，我相信命運。福禍相依，我想起在葉圣陶先生家中看過的先生隸書寫的那副對聯：得失塞翁馬，襟懷孺子牛。
68歲，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旁邊兒子的房子里小住，兩個孫子已經一個跟一個地出世，一個兩歲半，一個就要5歲，生命的輪回，讓我想起兒子的小時候，卻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回顧自己每個七年，竟然這么快就將人生一本大書翻了過去。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人們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體味到時間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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