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志摩，躍入讀者腦海的除了《再別康橋》，可能就是他與林徽因、陸小曼的現代愛情故事了，后來又有人把凌叔華也收納進去，用以呈現詩人多姿多彩的情感生活。不過，徐志摩的元配夫人，中國歷史上第一樁文明離婚案的女主角張幼儀卻少人關注。
張幼儀生于1900年，與冰心、凌叔華同齡，她12歲入讀江蘇省立女子師范學校，15歲時聽從父母安排，輟學待嫁。1915年，引領學生們革新求變的《青年雜志》剛剛刊行；1915年，被青年人奉為偶像的娜拉尚未登臺；1915年，公立女校仍尚待普及。此時，對任何一個步入青春期的少女而言，父母的決定就是她們的選擇。可以想象，如果張幼儀生在冰心那樣開明新潮的家庭，或者張幼儀有著蕭紅那樣尖銳固執的個性，相信她也會成為民國的一代才女，無奈，假設終究是假設。
徐志摩是四哥張公權為她選擇的夫婿。據說張公權在擔任浙江都督秘書時曾到杭州府視察，發現一個學生的作文不僅文風酷似梁啟超，而且書法也透出不凡的才氣，又探得該生出自硤石名門望族，便托人說了這門親事。張家亦是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兩家聯姻可謂門當戶對。然而，幾年后，新青年們為追求個性和自由而倡導“自由戀愛”，徐志摩身體力行，向張幼儀提出離婚。
許多年后，面對自己失敗的舊式婚姻，張幼儀仍然堅持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青年人可靠的婚姻選擇。在兒子長大成人后，她同樣依照傳統的方式來選擇兒媳。在她看來，只有時刻惦記兒女福祉的父母雙親才會為兒女選擇家世、門楣、聲望、性情都相當的伴侶，而“自由戀愛”中的青年人往往會失去理智，也難免將婚姻的責任義務拋諸腦后。換言之，她信任父母的選擇，認可“門當戶對”才是雙方婚姻美滿的前提。不過她也尊重兒子的意見，在選定準兒媳后主動安排年輕人見面，給他們互相認識的機會。確認兒子沒意見，她才著手安排準兒媳修習一些課程，讓小夫妻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求新求變的新青年徐志摩要通過“戀愛至上”獲得自由精神和獨立人格；循規蹈矩的舊式妻子張幼儀看到的卻是婚姻中的責任和義務。嫁入徐家，便首先是徐家的媳婦，所以她像所有受過良好家教的媳婦一樣，每日晨昏定省，節制自律，敬上憐下。張幼儀是個標準的好媳婦，即便在離婚后也視徐家二老如同自己的雙親。旅歐期間，尚未完成學業的她應徐家要求回國，只是為了向二老證明自己已經離婚，而且同意陸小曼嫁入徐家；二老和陸小曼處不來，跟著張幼儀北上南下，張幼儀上下都打點得周到得體，既不讓徐志摩尷尬，又不讓老人為難；徐老太太過世時，徐家沒人能操辦喪事，又是她讓老人走得平靜體面；徐志摩和徐老太爺先后過世，還是她繼續供養陸小曼，直到陸有了新的生活依靠。
在婚姻關系中，張幼儀首先看重的也是雙方的責任，她覺得包辦婚姻并不表示夫妻間沒有愛情，雙方在互盡義務的同時會日久生情。無奈，徐志摩并不這么認為。求新求變的徐志摩礙于父母之命接受了這段婚姻，卻將怨氣轉移到張幼儀身上。他始終認為她是“鄉下土包子”，看她的眼神總是掠過她的頭頂飄向遠方。他從一開始就杜絕了雙方成為心意相通的夫妻的可能。徐志摩婚后不久便出洋留學，兩年后張幼儀也留下了兩歲的幼子遠赴英倫與丈夫匯合。然而異國他鄉的二人世界并沒有增進兩人的感情，反而映襯出詩人的冷酷和自私。在朋友面前，徐風度翩翩、生機勃勃，面對自己的妻子，則沉默寡言、憂郁冷漠。張幼儀再次懷孕，徐志摩堅持讓她，并且丟下她不告而別。張幼儀在二哥張君勱的幫助下輾轉德國生下次子，這段時間徐志摩一直沒有出現，只是寄來一封正式的離婚信函。這封信函只字未提幼子的教育、父母的養老以及妻兒日后的生計，只是一串冠冕堂皇的口號：“無愛之婚姻無可忍，自由之償還自由，真生命必自奮斗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斗自求得來……”
張幼儀一直信賴這樁婚姻，也敬重徐志摩，這并非因他是才子詩人，而是因為他是兄長為自己挑選的夫婿。即便徐對她不理不睬，甚至無情地堅持要她去，她都尊重他為丈夫而聽從他的安排。但張幼儀并非一味地逆來順受，她有自己的家庭觀。當徐志摩丟下懷孕的妻子不告而別，逃避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時，她骨子里的倔強和自尊也讓她很快在離婚書上簽了字。對于一個不盡義務的丈夫、不履行責任的父親、不孝順的兒子，當然也沒什么值得留戀的了。
當然，同意離婚并帶著幼子獨自在德國生活并不意味著她因此成了一個新潮人物，她的想法和處事態度依然非常傳統。張幼儀尤重“母職”，這與受過西學教育的陳衡哲、冰心在觀念上十分相近。在德國時，曾有人向她示好，但是她認為在沒有善盡母職之前不應改嫁他人。1953年，張幼儀嫁給在香港行醫的蘇紀之，再婚前她依照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征求了兄長和兒子的意見。早已在美國學成的兒子手書云：“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兒子的理解和體諒足以讓張幼儀欣慰。
張幼儀在處理家庭事務時非常傳統，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只能主內不能主外。她在經營自己的事業方面精明能干，處處表現不俗。定居上海后，她先在東吳大學教了一段時間德文，隨后又受聘上海女子銀行副總裁，同時還在南京東路經營一家名為“云裳”的服裝行。當時張公權任中國銀行副總裁，并主持上海各國銀行事務，張幼儀管理的這家銀行主要是幫助上海有錢人家的太太小姐做一些相對穩妥的投資，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她人頭熟，又可以利用四哥的關系，因而能給銀行帶來信譽保證。至于“云裳”服裝行，是她八弟張禹九和幾個朋友投資的產業，徐志摩也有一些股份。這家店鋪集成衣和定做于一身，常常以別致的設計吸引顧客。由于良好的人緣和人脈，許多人都來捧場。張幼儀很有經營頭腦，在股市上賺了不少錢，徐老太爺后來也幾乎將所有產業都交給她打理。在戰爭年代，張幼儀的生活也并沒有受到多少沖擊，反而通過囤積軍裝染料賺了很多錢。
如果“小腳”不光指那具體的“三寸金蓮”，還包括一整套循規蹈矩、克己復禮的傳統觀念，那么，可以說張幼儀是裹著“小腳”踏上現代之路的。她有能力經營一家銀行和一家服裝行，有能力在股市上投資賺錢，卻一直對徐家百依百順，這是因為她認為自己對徐家有一份責任。她是在這些傳統觀念中長大的，不管后來她的生活方式變得多么西化，她都沒辦法放棄這些觀念。在晚輩想弄清楚張幼儀到底如何看待她和徐志摩之間的感情時，張幼儀說：“你總是問我，我愛不愛徐志摩。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問題。我對這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是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么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還沒辦法說什么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么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愛的話，那我大概愛他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里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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