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是陽明心學經典，語出《論語》“傳不習乎”一語，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雖然是地道的哲學，但王門心學在我國遭遇的卻是冰火兩重天的尷尬。知心學者奉若心靈導師，諸如曾國藩、蔣介石等人，甘愿拜入心學門下。不知心學者，想來便是“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的唯心主義。
這句話，不管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朵奇葩，震古爍今，以此為代表的陽明心學，可以看做中國哲學史上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然而卻偏偏被唯物主義定義成了“物質與精神”的粗糙唯心論調，未免太莫須有。
這句話在程朱理學作為官學的明代，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儒家正統社會里，就是對“心”即理的最好論證。即：你看花了，花就在你心里了，你不看花，那花無論什么顏色，對你都毫無意義，也就不存在。這個“存在”并非物質存在，而是精神上的存在。
這就好比你看一個人，你看見這個人時，在你的心里才會有一個人，你沒看這個人時，這個人就在你的世界里不存在，你的心里沒有這個人的任何印象——心即理，你的心才是你的世界，你的心什么樣，你的世界就什么樣，每個人的世界都光明，這個社會也就光明了，因此才有心學最成熟的理論——致良知。
“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國強兵的學說、傾軋詭詐的計謀、攻打討伐的策略，以及做些上違天良，下逆人情的事情，作為獲取一時名利的手段。”“人們互相矜夸以顯示自己的知識，互相傾軋以顯示自己的權勢，互相爭勝以顯示自己的技能，互相攀比以炫耀自己的名聲。”在傳習錄《答顧東橋書》中，王陽明對當時社會做了這樣的概括，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致良知才最具有重樹社會道德的意義。節哀短信
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然而即便如此，心學在盛行那個時代的500年之后逐漸沒落，甚至被當代哲學界、政界所詬病。劉東在《追尋中國文化現代形態》一文中認為：由于必須以承認君主專制的合法性為代價，來換取統治者對自家價值觀的首肯和讓步，所以他們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中，就只能去充當君主的諷喻勸誡者，而不能成為其叛逆批判者。
這就是為什么儒家的根能深深地扎在中國兩千年文化的土壤中，傲視百家。儒家是在政治和民眾的夾縫之間，選擇了委屈求全。而與此同時的陰陽、墨、名、法、道等各家，無不因其或左或右的歷史不足，被歷史甩在了邊緣，直至消沉。縱橫家張儀臨死前還在說：看我舌頭在不在，只要在，就要說下去。試想，如果孔夫子也是這個態度，強迫統治者施仁政，“不仁毋寧死”，那么我想，孔子成不了圣人，在中國歷史橫行兩千年的統治思想，也多半不會是儒家。
陽明心學沒有逃脫這一命運——心即理，理就是天道，就是天理，人人都可以成圣人，可見心學對人性的解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廣度，這不僅對統治者沒有半點諂媚，甚至有些許的威脅，這恐怕是陽明心學一直被詬病的主要原因。姜子牙簡介
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們培養了很多高學歷的野蠻人》。究其根源，《傳習錄》里做了最好的注解：沒有樹立存養己心到純為天理的思想，只把知識積累作為成圣人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知識越廣私欲就越多，才智越高天理就越背蒙蔽。延伸到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則是分數代表成績，證書代表能力，學歷代表就業，而看似忽視了道德的構建，實則從政治角度講，百姓是否有道德本不該是統治的必要條件。
沒有在根源和本心上有致良知的理想，再加上，中國的傳統文明是“無宗教而有道德”的文明，從儒家以來，就“子不語怪力亂神”，“敬而遠之”，沒有宗教的束縛，上無天、下無地。還有，當你認識到宗教是道德的應有約束時，這個思想本身就成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批判的對象——這實際上是宗教的道德約束和人心凝聚，具有可怕的可復制性——歷來的農民起義，諸如陳勝吳廣、黃巾軍、以及太平天國，都慣用這一招。在這種條件下，知識的積累，無異于助紂為虐，增加了人類反道德的手段，只能讓人更加偏離仁義。
為此，對于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改造，心學另辟蹊徑，提出修行要事上磨，也就是知和行的統一，不能單單以靠學習知識、領悟知識，或者格物來修行。事上磨最根本的道理在于行動。我們每個人都說過一句這樣的話：等我如何如何了，我就如何如何。譬如，等我有錢了，就去旅游；等我有時間了，就鍛煉身體；等我不忙了，我就開始讀書。。。。如此種種，看著好似有目標有想法，知行合一告訴我們：沒有行動，等于白想。事上磨告訴我們：最好的行動機會，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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