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林宇第一次當伴郎。
他在淘寶上悉心置辦了一身正裝，顏色灰暗、款式規矩的襯衫加西褲。當初找工作時，也不曾有這樣拾掇自己的興致。在外地的大學室友要結婚了，特意叮囑他：“不要穿你的萬年球服過來。”林宇對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還是鄭重地答應了。
套上裝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陣別扭，卻是欣喜的煩惱。他人的婚禮，自我的規范，對這個大學結業生來說，生活似乎要進入正常化的軌道。
林宇屬于社會所解讀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費主義的風潮裹挾了他們從童年至青年的全部過程。同時，他們又處在一個劇烈變化、理想主義遠去的時代，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從單純到世故、從無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長。
被現實被自己挫敗
2003年以后，大學擴招的就業潮持續高漲，讀書的性價比劣勢改變了高等教育的傳統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亂的價值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間徘徊。培養精英的意義不再，整個社會在慨嘆中國的高校已淪為職業培訓場而又不足夠實用的時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這代人的心理共鳴。“畢業即失業”并不是夸大其詞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種參照：官富二代們的囂張跋扈和不勞而獲。普通的年輕人甚至無需從網絡和報端上獲取信息，因為同齡的“李天一”們或許就在他們的身邊、宿舍、校園內。“只有身份才能改變身份”的社會判斷深深烙在他們尚未成熟的價值體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學業，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好的出路。對普通人來講，這是一個在起跑線上就已輸掉的時代。”林宇說，也許正是這想法，讓他選擇了“混”。
大一的第二個學期，林宇掛科了。學校把成績單寄到家里的時候，他和父母都不以為意。這個家庭還沒有從兒子考上北京重點大學的喜悅中冷卻下來。2006年，大學生的貶值和就業的困難已經被社會熱議，卻并不影響一個西部縣城對高等教育的過度期望，進入大學在那里仍然是一個神話式的前程。熱浪般的羨慕與祝賀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樣，掛科越來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網絡游戲、足球。學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雙證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讓他自動屏蔽了內心深處的不安。“從當時掛科的比例來說，不乏有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沒到4年就退學了。”林宇試圖為自己當時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說，你看，還有比我差的，應該是有一種比較普遍的潛在東西在作用著我們這些人。”
等他發現大潰敗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馬上要畢業了。“知道雙證已經拿不了的時候，就開始破罐破摔了。覺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勞。”他放棄了任何可以補救的機會，帶著一張結業證離開了學校。“分別那天，所有人說這沒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虛幻的逆轉
林宇不是沒想過另謀出路，他稱之為喜劇式的創業計劃。他不斷重溫足球中的經典逆轉。2004~2005賽季歐冠決賽利物浦對AC米蘭，上半場連進3球的米蘭幾乎已經穩坐勝局，孰料下半場利物浦連扳3球，最終靠點球逆轉登頂，拿下了冠軍。這場賽事，林宇每看一次都會熱血沸騰，像信仰一樣為之膜拜、癲狂。他開始執拗地認為，自己的一生將只與足球有關。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學校踢球，但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場地、賽事和信息平臺。這或許是一個商機，可以做類似于足球聯盟的網站。這個想法燃起了久違的熱情，他開始在紙上草創網站的頁面和模版。專注了一個月之后，發現所謂的創意不過就是一紙空談，他無法對別人清晰解釋客戶群體、盈利模式。足球帶給他的快樂與能夠轉化的價值之間，差之千里。“興趣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林宇說。
“其實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轉投射到了現實生活，變異成了一種病態的自大和賭博式的心理。”林宇這樣解剖自己。他覺得憤青情緒也因此而產生。學業的失敗、無業的恐慌，都能在一邊上網瀏覽新聞，一邊痛罵社會和體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釋放。這是他的同齡人共同的成長體驗，網絡信息的海量沖擊讓他們與社會提前相遇，電腦屏幕上呈現出的喧鬧和紛亂，遠比真實的生活更有戲劇性和吸引力，關注他者無異于暫時忘記自我困境的止痛劑。
足球中的逆轉并不是真實的人生，林宇開始清醒。
同學答應把林宇介紹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然而，等了一個多月后，還是不了了之。林宇決定回家鄉跟親戚學做小生意，他想著自己總還是有“力氣”這點價值的。不過，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親戚的彩票店賣出一張才賺1毛錢，周圍開飯館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須有手腳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真實的底層社會。“原來苦力活也不是誰都干得來的。”林宇開始覺得，他并不屬于這個群體，“并沒有像小說里寫的那樣，什么下定決心、發憤圖強，雖然沒有明確的想法，但是覺得該做點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拿到結業證的大學生可以在兩年內重申補考換取畢業證。只剩下半年的時間了，林宇決定重拾書本。他開始重新審視學歷在這個社會中的分量。腦中的路線圖也漸漸明晰起來，雖然拿不到學位證，但有了畢業證，便可以考研，新的學歷將沖刷掉結業生的污點。他太渴望擺脫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歸用社會眼光看來正常的年輕人的行列。
然而，運氣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會降臨。在家里埋頭苦讀，考試時坐火車來北京，掛掉的課程一門一門補過了，最終卻輸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徹底的失敗。
“那段時間和家里的沖突特別多，有時候會坐著發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時，林宇才真正撕開傷口，檢視自己犯下的錯。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樣的代價才能挽回4年的荒廢。
林宇回到了北京，開始做簡歷，找工作。他希望能夠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立。盡管單薄的一頁紙上，幾乎沒有可寫的履歷，但他終于要學著擺脫寄生的窘迫。一個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他告訴父母這個消息的時候，很平靜。
“無論如何，重拾了久違的那種規律狀態，盡管同學的研究生都快讀完了，你以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堅持他的“學歷無用論”。盡管仍然租著一張床位，每天要用兩個小時趕去上班，但他知道，24歲的這一年，他終于不再是個“另類”。偶爾，他也會想，社會壓力、親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這是不是青春應該承受的。
這不再是一個年輕即資本的時代，工業流水線上的經驗主義要求每個人必須在短時間內實現成人化，在一個競爭白熱化的社會環境中，犯錯的青春會被迅速、無情地拋棄，“做自己”顯得既無用又荒唐。當中國的權力和財富固化為當下的“二代”們所繼承和享受的物什的時候，他們這代人的橫向差距遠勝于任何時代。具備特定的血統和遺產，才能有閑庭信步的從容和放逐自己的資本。而對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來說，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才是他們最真實的前路。所謂的“逆襲”不過是自我安慰的幻想。
有力和無力的造夢
“逆襲”無力，造夢才顯得必要。這代人的青春與制造偶像的大眾文化同步生長。電視塑造了接連不斷的小人物逆襲的故事，用悲情和狂熱營造出了一步登天的神話，與真實世界里年輕人的掙扎和迷茫形成了強烈對比。相比平庸的自我，寄情于偶像的誕生顯然更能滿足他們對青春的期待和想象。選秀文化給了年輕人強大的心理暗示，一個人的路可以是這樣充滿戲劇和表演的潛在性。舞臺夠大、燈光夠亮、淚和笑都夠徹底。
23歲的徐楠曾經著迷于韓國偶像團體東方神起。高三的時候，東方神起在北京開演唱會，最貴的門票2888元，她鬧著非要去看。父母總說富養女，但還是沒有同意，徐楠哭了，父母只得把錢給了她，她很快又覺得自己不對，把錢還了回去。
高考結束之后，東方神起又來了。作為考上大學的獎勵，父母這一次應允了她的要求，買了一張比較便宜的票，600多元。徐楠一個人進去了，父母在外面等著。“拿著望遠鏡終于看到真人了，那種心情沒有辦法形容。”徐楠說，她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已經淚流滿面了。
所以，她很能理解癡狂的室友：從大二就開始追星，李宇春的各種活動都去參加，接機、演唱會、電影的見面會。有時候早上5時多就得從學校出發。外地來的大學生粉絲，還會擠到她們宿舍，第二天早早結伴出去見李宇春。
現在，徐楠已經不再迷戀東方神起了。她很清楚，那種狂熱和興奮不會在現實中延續。盡管這個北京女孩從小養尊處優、父母也不要求她盡早工作自立，但她不會讓自己有停歇的機會。年初，她跨校報考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但以7分之差最終被調劑到了內蒙古師范大學。“如果選擇工作的話，很怕自己沒有勁頭去考了。我就是想讀得再高一點。”徐楠說，盡管不太滿意這個學校，但是兩年之后還可以回北京考公務員。
無處不在的競爭讓她比身邊的人更早回歸現實。離本科畢業只有一個多月，班上彌漫著暗戰的氣氛。從大三開始，同學之間的關系仿佛發生了變化，從前一個大宿舍里套間的門都是敞開著，但現在都關得嚴嚴實實。“說實話，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班上有幾個人簽了，大家有什么消息互相都瞞著，找一個好工作會被嫉妒。”徐楠自己也覺得這很夸張，“包括找男朋友。”考上了研究生的徐楠現在幾乎被室友孤立了。
這是生長于中國經濟奇跡下的“90后”所必須迎接的壓力。他們必須在橫向上打破“畢業即失業”的怪誕、突破身份繼承的“二代”社會板結，同時在縱向上超越處于中堅、中國最早完成財富原始積累的父輩們。當整個國家都以經濟奇跡作為正能量的時候，平庸顯然等同于不進則退。有趣的是，他們被裹挾著緊迫前進的同時，也享受這個國家的奇跡帶來的自信。
徐楠曾經去英國交流，她真實感受到了華人在歐洲社會的形象。某天正和伙伴們走在路上，有人開車經過，搖下車窗擲出一句臟話，他們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車已經開走了。倒是帶隊的英方老師顯得更緊張，連連解釋：“他不是針對你們的。”不過，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初到異國的喜悅，小事很快就被拋諸腦后。
徐楠打算去找倫敦奧運場館。她問教堂里的老太太，時間、場館，都不知道。“他們的國家也不宣傳，根本就不像要舉辦奧運會的樣子。”外國的老太太倒是對中國奧運更為熟悉，她對徐楠說：“建鳥巢的時候拆了很多人的房子，我們英國人就不會這樣辦。”徐楠反駁她：“我們這是為了國家。”這次談話并未影響她在英國的自豪感，“一聽是北京來的，都知道。”
北京已經舉足輕重，這是中國的青年在全球化時代共同擁有的底本。他們注定比前代人具有更開闊的視野、知識體系和國際觀。然而，對于個體命運來說，國家地位所培植的自信心何嘗不是另一番造夢。他們考公務員，未必意味著認同體制；接受現實，未必消解打破現狀的沖動。他們或許會淡化社會劇變帶來的價值沖擊，選擇做旁觀者，轉而追求單一性的現實利益，但是今天的一切，或許是未來10年改變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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