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的寫作目的在于刻畫一些特別的人。作者希望借此呈現社會的圖像，捕捉并傳達這一代的人難以想像的那種神髓、韻味與感覺。德魯克自己認為在其所有著作中，沒有一本反芻的時間像這本這么長。“20年來，這些人物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行、住、坐、臥，無所不在。”
我剛做記者時，有一次到一位前輩家做客，聊到人物寫作，她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說：“你一定看過很多遍了吧？”這本書就是《旁觀者》。不過當時我對彼得·德魯克聞所未聞。后來這本書我倒是讀了很多遍，最近也重新溫習了下。開始讀時，完全是覺得故事好玩；再讀時，對其中包括亨利·盧斯和通用汽車斯通的故事尤為感興趣，因為他們都是大人物；再往后讀，就讀出了更多人生冷暖。原來不是很喜歡的章節后來慢慢變得喜歡起來，甚至超出了寫大人物的章節。
人們為什么要讀傳記？一種可能是希望從其中學到前人的智慧；另一種可能只是為了體驗另一種人生；但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人們從其中讀到了自己，雖然傳記講的可能是一個運籌帷幄的將軍，但一個職員卻可能從中看到自己的辦公室政治。對于《旁觀者》，我一個自視甚高的朋友最喜歡的是其中寫卡爾·波拉尼一家的故事。大概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同樣智力超群，但卻又被時代排斥。
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章節名為“怪獸與綿羊”，其中怪獸講的是一個普通人如何變惡，綿羊講的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報人，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思，回到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希望能夠起到善意的作用，卻成了納粹利用的工具，將他的正直與善良作為欺騙西方媒體與大眾的籌碼，從而將之變成一個犧牲品。我警惕的是自己也有可能變成后一種可憐的好心腸人物。或者如“英國最后一個異議分子”一章中的布雷斯福德，糾結在現實與原則之間，最終成為俄共的利用工具。“他的良知促使他又一次成為特立獨行的異議分子，以信仰和權力相抗衡。另一方面，他覺得政治現實在向他低語：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寬宥罪惡，或是干脆閉上眼睛。”如果以冷眼看他人命運的方式，倒是的確能夠從中讀出很多有益的教訓。我試著將這些經典句子摘抄或者轉述如下。它們都來自于德魯克對所交往的杰出人物的命運認知與總結。
1. 奶奶的處世方式
在奶奶的處世方式中，有著看透一切的實用主義，但對最簡單的原則卻堅持始終。大家都把奶奶當作家族里的傻瓜。她雖愚不可及，在各國邊境關卡重重的戰后，她卻通行無阻；雜貨店老板也給她比較便宜的價格；而她也可以輕易叫那乳臭未干的小子乖乖地取下納粹標志。古拉丁文有句話：即使是神，和傻子交手也是白費功夫。我仔細一想，這一切都還得歸功于她的傻氣。“奶奶那許許多多聰明的侄子、侄女、女婿以及孫子輩，還有那些店老板，認為她之所以傻得可愛，就在于對基本價值深信不疑，而且力行不懈。”
2.不通人情也是競爭力
情商最低的赫姆為何卻成為奧地利最偉大的公職人員？脾氣古怪、不通人情，而且并無家庭背景可以依靠的赫姆，成為了奧地利的樞密顧問官，也就是奧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長，“成就非凡，事實上他是奧地利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公職人員”。
德魯克對此大惑不解。他認為這是一種悖論。而他的父親如此解釋說：“因為我們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有時，我們碰到一些極為棘手、難以處理的事情，必須找一個毫無懼色的人來處理，就會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復雜到沒有人能理解時，也只有赫姆可以解決。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對最艱難的任務。”即使是不通人情，也是一種競爭力。
“所謂正確的方法就是去找出有效的方法，并尋求可以做到的人。我了解到—至少我自己不是在錯誤中才能有所體認，我從成功的范例中學習。‘不要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看看別人是怎么做對的。’”也就是說，從成功中學習要比從失敗中學習來得容易些。與此同時，德魯克也指出，“所有大畫家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平庸畫家教出來的”。
4. 商業的目的與手段
德魯克拒絕了做一名商人，因為“從商的目的在于賺錢，而二流的人物也能賺到很多錢”，他想要成為的是一流人物。但是他在《旁觀者》中也對一些商人贊不絕口。比如開百貨店的亨利伯伯和銀行家弗里德伯格。
弗里德伯格說的兩句話值得摘抄：“不要相信任何一個政府會做榮譽而體面的事。政府不就是個專門詐騙人民的機構嗎？”
“我們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都得考慮到傻瓜—因為事情到最后是要由一些傻瓜來完成。”亨利伯伯則說：沒有所謂無理性的顧客，只有懶惰的商人。如果顧客的行為不像你心中所預期的，不可說“他們失去了理性”。不要試著去“再教育”你的顧客，這并不是商人的工作。商人的工作就是使顧客滿意，使他們再度上門。若是你認為他們不理性，出去看看，用顧客的眼光來看街上的商店和貨品。最后，你一定會發現，消費者還是理性的，只不過商人看到的現實往往和顧客不同。
5. 愛國主義的危險性
“現在普遍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歸咎于膽大妄為的軍人、外交人員或是商人，但真正希望引發戰爭的，則是那些極端愛國的大眾。”
德魯克在20多歲即成為一家大報的資深編輯，“我之所以得到這個職位，并非我能力多強，而是因為比我年長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在我20歲時，周遭沒有30多歲的人。”
6. 波拉尼一家的挫折與追尋完美的不可能。
“重要的并不是他們的生平，而是他們的理想和挫敗。他們家每一個人都極有成就，卻沒有達成理想。他們都相信經由社會得到的救贖，最后卻放棄了社會，而深深失望。”
對此，德魯克評價說：“波拉尼這一家，盡管天賦過人，卻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他們的挫敗象征著近200年來，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人追尋的落空—亦即追尋一種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尋一個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會，卻不得其果。”而“我則愿意以一個充裕的、能讓人忍受且自由的社會取而代之。卡爾·波拉尼從前批評這是一種懦弱的妥協，而嗤之以鼻。然而，這么一個社會也許是我們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個。”
7. 偉大人物的災難效應
“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對國家是場災難。奧地利因梅特涅的成功而亡，德國正因俾斯麥的登峰造極而滅。天才型外交大臣的后繼者常是個‘庸碌之輩’，或是個高級官僚，而且之后這人不是放棄，就是更糟—只會虛張聲勢。”“如果一個偉人的后繼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級官僚或是奴顏婢膝者，之前的偉人不要也罷。一個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進的領導者，才是真正的偉人與領導人……所謂的‘領袖魅力’即使不是媒體營造出來的，也是令人反感、虛偽的東西。真正的強人是靠苦干和奉獻來領導的，而且治理事務是靠著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間。”
8. 專心致志的成就：兩位未來學家富勒與麥克盧漢
“對我來說，他們就是專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們這樣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樣，或許生活多彩，卻白白浪費青春。我后來悟到：要有成就，必須在使命感的驅使下，從一而終，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連一個追隨者都沒有，然而他還是堅定地為自己的愿望奉獻一切；麥克盧漢花了25年的時間追逐他的愿望，從不退縮。因此，時機成熟時，他們都造成相當的影響。其他像這樣有著很多興趣，而沒有單一任務的人，一定會失敗，而且對這個世界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周海彬摘自《第一財經周刊》2012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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